人們從北京路科技書店門前匆匆走過,新華書店中科技類圖書銷售降幅最為明顯。
  講述人
  劉霞
  1979年進入北京路新華書店工作,2009年退休,在新華系統工作30年。
  楊瑞虎
  1980年進入新華系統工作,曾任廣東新華髮行集團副總經理,已退休,在新華系統工作30年
  尹廣福
  1983年進入新華系統,從事基建工作,1998年辭職,在新華系統工作15年
  黃昏,夕陽抓著最後一絲光芒,在榕樹上灑下一片暗黃。北京路步行街上,霓虹點亮,人頭攢動。三層高的新華書店安靜地矗在熱鬧中央,下個月將邁入65歲的他,可能是這條商業街上最老的“街坊”。幾乎所有人都認得他,但又常常遺忘他。
  “毛體”書寫的“新華書店”四個大字,曾一度是體制的符號———似乎離開了“新華”便不是書店。他曾經遍佈城市每個繁華的角落,成為一代人的記憶。一個甲子的時光,晃眼而過。隨著網絡時代的突襲,市場的逐步放開,屬於他的時代正在翻篇。
  南都一份調查顯示,堅持把新華書店作為主要購書途徑的受訪者,只有不到18%。逾6成受訪者的主要購書途徑已改成“網絡”。與之矛盾的是,逾7成受訪者仍然“留戀”實體書店。
  來自新華書店的統計數字則顯示,去年書店的一般圖書(課本除外)零售比2010年下降了17 .46%。從2008年開始至今,平均每年就有一家新華書店在廣州消失。
  這位花甲老人早已感受到被蠶食的切膚之痛。雖然動作沉重,但他掙扎著努力轉身;儘管已入黃昏,但他依然期待新一輪朝陽。
  “沉舟側畔千帆過,病樹前頭萬木春。”今天,讓我們一起重拾舊日時光,聽聽三位老新華人記憶里的書店往事。
  上世紀60年代-80年代初·一家獨大
  那些年裡,新書的消息走得比書快。剛印出來,貨架還沒上,人們已經開始在店門口嚷嚷要買書。營業員就站在櫃臺後面,看著無數的手抬起來,對著書架指指點點,高聲嚷,“拿本這個!”“幫忙要本那個!”
  全城書架上只擺一種書
  十月,天氣晴好。陽光打在北京路新華書店的招牌上,顧客盈門。
  時光倒流至65年前,剛剛解放的廣州百業蕭條,北京路上所有的私營鋪頭都消失了,只剩下幾家國營商店。1949年11月7日,全市首家新華書店在北京路347號開業,樓高三層,在當時看來“派頭”十足。
  開業之初,新華書店對於大多數的老百姓而言,吸引力並不大,其承擔的首先是宣傳功能,主要出售一些政治性書籍,也有孩子們愛看的小人書。回憶起來,73歲的老廣州陳錫龍對那時的新華書店依舊印象深刻。
  “袋中無錢,我就隔著玻璃櫃,看裡面的公仔書(小人書),時間一長,嘴裡噴出的口氣模糊了玻璃,只好用小手將玻璃上的水霧擦去,接著看”。
  陳錫龍說,當時的小人書通常是3分錢一本,厚一點的書則更貴,大概要5分錢,如果是電影版的小人書,沒有8分錢根本買不下來。所有的新書都是閉架售賣的,顧客只能踮著雙腳,“眺望”書架上放了什麼書。“對於沒有錢的人來說,來到新華書店總有‘望洋興嘆’的感覺”。
  之後,新華書店在廣州市區的重要路段遍地開花,太平南路、東山口、第十甫、洪德路都有了門店。
  然而,在跌宕的年代,沒有誰能逃脫。上世紀60年代末,席卷全國的“文化大革命”來了。新華書店的書記、經理接連被打倒,人員被大批流放。
  55歲的劉霞,當年不過12歲。她的母親是新華書店第一代老員工。那幾年裡,劉霞對新華書店最大的印象就是“紅色”。“招牌是紅色的,裡面賣的書也都是紅色的,一眼看去,就覺得是紅彤彤的一片。”
  她口中的“紅書”指的就是《毛主席語錄》,由新華書店獨家發行。不光是北京路的新華書店,當時全城所有門店的書架上,都只擺著同一本書,“連個台歷都不能賣”。
  儘管如此,這本書當時的全國銷量據說達到了10億冊。至今,這個數字依舊是中國發行史上無法被打破的紀錄。
  最好的時光
  1979年,劉霞知青返城,頂替母親,到北京路新華書店當了名普通營業員。“這是一份好工作。”那時的她只知道,國營就是“鐵飯碗”,新華書店牌子算大,店招是毛主席親筆提寫的……
  劉霞趕上了新華書店最好的時光。
  隨著“文革”十年浩劫的結束,一大批遭受禁錮的優秀作品和圖書被解禁。乾枯的思想等待著甘露的滋潤。人們以懵懂的狀態,焦急的心情,迎接著各種書籍的到來。書店成了最熱鬧的地方。
  “那時候,什麼新書都是我們最先發售,誰能比新華書店的書多啊。”劉霞清晰地記得,那些年裡,新書的消息走得比書快。剛印出來,貨架還沒上,人們已經開始在店門口嚷嚷要買書。營業員就站在櫃臺後面,看著無數的手抬起來,對著書架指指點點,高聲嚷:“拿本這個!”“幫忙要本那個!”
  最熱門的書,要數文學類書籍,革命題材的兒童圖書如《地道戰》、《地雷戰》,買的人也很多。
  教輔書在新華書店真正火起來,要到上世紀80年代初。高考剛剛恢復的幾年,對於連課本都沒有的考生而言,複習用書成為最迫切的需求,比如一套白底的數理化備考叢書,還有《英語900句》。仿佛一旦擁有複習叢書,半隻腳已踏入大學的校門。要知道對於當時許多人而言,進入大學的意義是今後穿皮鞋還是穿草鞋的區別。
  於是,每當一批覆習叢書開賣的前一天晚上,新華書店門前就會排起長龍。有父母為兒女排隊的,也有哥哥為弟弟排隊的,排上整整一夜。
  “內部福利”都是一種特權
  在劉霞看來,她的這份工作曾是那麼“吃香”。“很多人會找後門,求我們幫忙買書”。特別是有些內部發行的書,只能是新華書店的員工,才有“特權”買到。
  比如,1981年出版的《我的前半生》,2.9元;1986年人民文學出版社出版的《巴金全集》,3 .95元;還有《西游記》、《紅樓夢》、《家春秋》……這是她家中的珍藏,每一本都保存完好,部分還做了塑料封皮,發黃的書頁摸起來極厚極厚。
  劉霞說,那時的書真不便宜。一個月的工資才36塊錢,中午吃頓食堂菜只需3毛錢。“三四塊一本書,都夠吃上10天的飯了。”
  “書店處處起高樓”
  改革開放的春風撲面而至,廣州這片南方大地上,人們對書的需求也越來越大。1978-1984年間,廣州市新華書店的圖書營業額從1193萬元增加到2484萬元,足足翻了一番。這些後來被寫入店史的數字,當時極大刺激了各個層面的決策者。
  上世紀80年代後,廣州新華書店都開始大興土木,進行門店建設。尹廣福就是在那段新華書店“處處建高樓”的日子里入職,負責基建。
  據尹廣福回憶,那幾年,手邊的工程項目就沒有停過,經常是這個工程沒做完,又做起了另外一個。“我手上都做過五個工程。石井鎮建過一個倉庫,集雅齋的外牆裝修,新民路9號,然後就是購書中心。那段時間除了建門店,還修了好多宿舍。桂花崗一帶2萬平方米的宿舍就是我們建的。”
  根據資料顯示,1982年,新華書店先是投資70萬元對北京路店進行了全面裝修擴建改造,建築面積由原來的500平方米增加到800平方米。陳列圖書從2000多種增加到5000多種。1987-1994年期間,新華書店又先後新建了石牌崗頂書店、郊區沙河書店、海珠區江南西書店和東山區兒童書店等一批網點。
  “書店處處起高樓”,這是當時《新聞出版報》對廣東新華書店發展進行報道時起的一個標題。尹廣福說,那時,廣州絕大多數繁華路段都能看到新華書店的紅色招牌。“在這些街道,一定能看到三種店,一是理髮店,一是深夜士多,然後就是新華書店。”
  上世紀80年代中期-90年代末·直面競爭
  店里的櫃臺給拆了,改成開架售書。每天上班前都要開例會,要求我們工作時絕對不能看書,服務顧客時要講究態度,不能板著臉。
  體制性的弊端
  開放帶來的繁榮,往往讓體制性的弊端暴露得更為迅速。在相當長的時間里,由於壟斷性經營,新華書店幾乎沒有感受過所謂“競爭”。而就在新華書店即將直面行業挑戰時,其與出版社之間的矛盾也開始激化。
  到上世紀80年代中期,全國的出版社越來越多,書的品種也越來越多,而新華書店可容納的書就顯得越來越有限。許多老新華人仍然記得這種矛盾:店里的貨架只能陳列3萬個品種,但出版社已經有了5萬種書。怎麼辦,2萬個品種就不能進入市場了?出版社於是有意見了,“新華書店就是為我服務的,為什麼我的書上不了?”
  一個很有意思的故事是,當時胡繩寫的一本名為《從鴉片戰爭到五四運動》的書。剛開始,全國新華書店的總訂量才4萬冊。出版社就告狀,認為不可能訂這麼少。結果到最後,全國的發行量達到120萬冊。新華書店與市場的脫軌,可見一斑。
  種種形勢倒逼之下,改革勢在必行,最終在多家出版社的強力要求下,新華書店的壟斷發行渠道被打破。1983年,國家出版部門決定放開發行渠道,由出版社各自發行。1988年,新華書店統一批發的格局也被打破。
  店員當起“便衣”
  1992年,廣州出現了第一家民營書店。到1997年左右,民營書店終成氣候,“樹人”、“學而優”、“七星”、“博爾赫斯”等一批有個人風格的民營書店紛紛出現。僅以“學而優”為例,規模最大時它曾擁有34家零售店和3家批發公司。
  競爭,讓新華書店嘗到了壓力的滋味,雖然有點不知所措,但必須要進行改變。“最明顯的,就是把店里的櫃臺給拆了,改成開架售書。”劉霞說,各個門店開始向店員灌輸“服務”的概念。
  慢慢的,顧客越來越舒服,可以在店里隨心所欲挑自己喜歡的書。但作為店員的劉霞卻感覺到“工作越來越辛苦”。
  “每天上班前都要開例會,要求我們工作時絕對不能看書,服務顧客時要講究態度,不能板著臉。”劉霞說,以前上班很悠閑,一年就忙那麼幾天,櫃臺變成自助式後,還要及時清理書架,感覺每天都很忙。
  不過,隨著“櫃臺”的消失,新的問題又出現———偷書賊多了起來。
  “男的女的都有,學生也有。那個時候書貴,大家捨不得買,越厚的書越有人偷。一些美術畫冊,上面有些裸體的人體素描,很多人就用刀片,專門割下這一頁帶走。”劉霞記得,很多偷書賊被抓住了也不怕,送到派出所,派出所說偷書不是偷,只是愛學習,於是教育一頓就放人。
  無奈之下,書店就自己成立“便衣隊”,專抓書賊。“每天上班都安排同事,穿著自己的衣服,混在讀者裡面,看到那些可疑的,就靠過去。如果偷書就抓住他。一天兩班倒,每班兩個人。”
  每年都有一家門店消失
  在市場競爭中,成本和利潤是經營者所考慮的最重要的問題。楊瑞虎,1980年進入新華書店系統工作,曾任廣東新華髮行集團副總經理。他清晰地記得,到了上世紀90年代後期,迅速擴張中的新華書店,利潤被不斷攤薄。
  許多門店的利潤增長,遠遠比不上租金的升幅。“租金提個兩下,就把利潤給提沒了。沙河大街的那家店,就是這樣被關掉的。”尹廣福說。
  那曾是一家位於水蔭四橫路的新華書店,緊鄰著文苑京劇社大院。京劇社的幾位老人,對那家曾經的書店還記憶猶新。
  “就在原來沙河飯店右手50步的樣子。”京劇社的趙大爺回憶說,書店大概建在上世紀80年代,當時沙河地區還是郊區,書店開張後生意就一般,那個時候這附近都沒什麼人,逛書店的更少。
  京劇社的鮑大爺則記得,書店里有一陣賣磁帶賣得很火爆,“那個時候流行鄧麗君,一盒磁帶三塊錢,買的人那叫一個多,這個比書好賣。”
  在2000年前後,沙河門店把門面的一半租給了一家兒童服裝店,再後來,就整個租出去,連招牌都拆了。
  實際上,這幾年間,像沙河門店這樣,在城市裡悄悄關門的新華書店很多。僅以海珠區為例,鼎盛時期,新華書店光該區就擁有門店10家之多,但而今,該區的門店只剩下4家。
  根據廣州市新華書店提供的資料,2008年底,新華書店集團完成了轉企改製的重大改革。當時,全市的網點有24家,如今只剩下17家仍在營業。一部分是由於房管局的代管房鬚髮還給華僑業主等原因,如荔灣書店、員村書店被迫撤銷;而少數是因租賃商廈,無辦法承受高額的商業租金,如海珠新一城新華書店,也被迫退出。
  可以說,從2008年開始,每一年就有一家新華書店在廣州消失。
  2000年-至今·生存之壓
  慢慢的,購書中心開始設置各種賣場。切一塊給這個,切一塊給那個。比如音像區,就切了一半位置給肯德基和賣鋼琴的。
  被迫“變臉”的書店
  面對一家又一家門店不得不關門謝客的嚴峻事實,不少新華書店人,真切感受到了“生存”兩個字的意義。
  “其實,賣書的利潤在這幾年裡已經非常小了,再加上網絡書店的巨大衝擊,實體書店面對的局面其實極為嚴峻。照著傳統書店的光‘賣書’的做法,沒有一家書店能夠賺到錢。”楊瑞虎說得很坦誠。
  雖然不懂這些大道理,可即便是當個營業員,劉霞也從營銷一線上體會到了這種微妙的變化。
  1998年,劉霞從北京路新華書店被調入廣州購書中心,她自己認為這個調動還是不錯的。“原來我在北京路門店時,北京路是效益最好的,獎金高。市場發生變化,廣州購書中心屬於‘後起之秀’。”
  很幸運,劉霞並沒有從自己工資條上體會到太多互聯網給書店帶來的衝擊,但她發現,書店又“變臉”了。
  “購書中心裡人流量還是那麼多,但就是逛的人多,買的人少了。”劉霞負責音像區,這種情況就更明顯了,“連逛的人都少,價格差距太大了,誰也不會花那麼貴的價錢來買正價貨。”
  慢慢的,購書中心開始設置各種賣場。“切一塊給這個,切一塊給那個。比如音像區,就切了一半位置給肯德基和賣鋼琴的。”很多人的直觀感受是,現在的購書中心和以前的書店相差太遠,更像個商場。
  “其實,購書中心都算是賣書多的了,至少八成在賣書。”對於國營書店的“變臉”,楊瑞虎則更為坦然。
  他認為,新華書店之所以能這麼撐著,很大程度上因為不少書店的物業都是自己的,不需要付租金,所以成本壓力會小一點。第二,還享受著一些政策福利,比如教輔教材這塊獨有利潤。“否則,它能變得更快、更厲害一些”。
  2014年,開業20年的廣州購書中心,首次進行大規模升級轉型,冀望以全新姿態為新華系書店“帶路”。
  AⅡ04-08版
  統籌:南都記者 李曉瑛
  採寫:南都記者 李曉瑛 尹來 李拉 梁艷燕 實習生 游子煜 詹文婷 王之琳
  攝影:南都記者 馮宙峰 鐘銳鈞
(編輯:SN009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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